首届中国青年互联网创业大赛冠军
杨邦照：“快货运”欲做货运市场的Uber
通讯员 俞琦 本报小编 洪慧敏
在互联网创业大潮中，创客多如星辰，各种点子令人眼花缭乱，谁是最具潜力的明星创客？首届中国青年互联网创业大赛为我们揭晓“谜底”——37岁的温州人杨邦照和30岁的绍兴小伙赵干，凭着一个叫“快货运”的物流APP，PK掉了其他12000多个项目，夺得创业大赛冠军。
“快货运”是什么？“快货运项目相当于货运的‘快的打车’、‘滴滴打车’模式。”杨邦照这样和小编打比方。今年4月，“快货运”正式上线运营，3个月后，成为武汉细分市场的老大，8月份获得A轮融资1000万美元，9月下旬夺得首届中国青年互联网创业大赛冠军……目前，“快货运”已在武汉、郑州、杭州等6个城市上线，“日峰值超1万单，月流水数据约达2000万元”。 杨邦照告诉小编，在接下去一年，“快货运”会把这个模式复制到全国几十个核心物流节点城市。
为何短短一年多，“快货运”就能风生水起，取得不俗成绩，创业秘笈何在？
秘笈一：找对“风口”
经历通信行业起伏，悟到创业要顺势而为
在杭州市西湖区万塘路252号计量大厦16楼，杭州快驰科技有限公司CEO杨邦照和联合创始人赵干带领200人团队，正在酝酿掀起更大规模的货运界“革命”。
“快货运将实现‘让运力像商品一样方便交易’的伟大梦想，让快货运成为货运行业的阿里巴巴。”对此，杨邦照颇有自信。
杨邦照出生在温州苍南农村。儿时家境贫困， “从那时起我就有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的强烈愿望。”
1998年，杨邦照从北京一家民办大学毕业后，一直找不好工作，便去柜台卖手机。当时，正值通信行业上升发展期，他先后辗转北京、深圳等地，开始了12年的通信行业“折腾”生涯，辉煌时曾做过一家移动数码产品公司的总经理。“日子过得很不错。”那时，他还在深圳买了一套花园洋房，过上了“金领”生活。
2008年，中国手机通信行业已由“蓝海”变成“红海”，行业竞争激烈，利润趋于微薄，手机加工厂订单纷纷下滑。“工厂订单下降了40%。”生意不顺，让杨邦照开始反思，“为什么一些和我同时做生意的人，成就是我的上百倍甚至上千倍？我在推销手机配件，他们已开始做企业；我开始做企业，他们开始开工厂；我在生产手机整机的时候，他们已开始做手机软件了……为什么总是后人一步？”
这番思考后，杨邦照找出了自己的“症结”——没有把握好趋势。“提前判断一件事物发展的趋势，顺势而为，未雨绸缪，也就能避免风险带来的损失了。人生之选择就在于此。”
秘笈二：坚韧不拔
四次在物流信息化业“从头再来”， 创立“快货运”
2009年初，智能手机开始被大众接受，杨邦照看到了手机软件的发展趋势。2010年，杨邦照兴冲冲地跑到上海成立一家公司，专门做物流信息化软件。不料，这家公司运行10个月，共赔上280万元。广州一家物流园区的负责人告诉杨邦照，“园区要发公告直接写黑板上或发白条就行，根本不需要复杂的软件去管理。”
物流信息化软件失败后，杨邦照又跑到长沙物流园实地考察。这番考察后，让他又惊又喜。原来，物流园区的货运信息部区，各个小公司的办公作业“原始”得让人吃惊——“两个人，一张桌，一支粉笔，一块黑板，一台连上物流信息网的电脑……就这样为司机和货主做匹配。”
杨邦照猛然意识到，这不就是自己的创业机会吗？
实际上，这个配货模式非常原始的公路货运行业，却是一个体量巨大的朝阳行业。2014年全国公路货运总额超过4万亿元，全国活跃着80多万家物流专线企业、1600万辆运输车辆和近3000万名货运司机。
据统计，2015年同城货运市场规模约占全国GDP的1.5%，全国市场规模约有9000亿元。
逮住机会就干。杨邦照一口气在长沙7个物流园区里租了门面，统一装修，做连锁信息部。可是做了不久，他发现信息费一天天付出去，来的大卡车司机却一天比一天少，“有的一个月才来一次”。原来，一旦货源没法保证，司机就跑到别家做生意；再加上货源信息存在欺诈问题，信息费出去了，有时候信息却是假的。
事业不顺，生活上更是艰苦。那段时间，杨邦照搬过货，打过架，甚至每天睡前还要清理铺盖下面的老鼠屎。
怎么办？杨邦照转换思路，选了十几个人去厂家跑业务，把货包下来并垫付运费。“我派人把全国300条专线运输价格记下来，以低于市场价20%的价格去跟厂家谈。”
可是问题又来了。“厂家需要的是一站式解决全国的货运问题，而这些专线公司都是几条线、十来个人的个体户，没有这样的网络。”
杨邦照想到了做专线联盟，把湖南十几个地级市、100多个县级市的线路联盟在一起，将中转货统一调度。可这又是个让人心碎的历程。“我只想让专线公司多赚钱，没想到这种做法引起了他们员工的不满——货多了，经常加班，服务就跟不上，引起货物丢失或损坏等问题。”
2012年12月，杨邦照去北京参加培训。一位同学向他展示了一款打车软件，让他眼前一亮，“APP不就是我想要的吗？用这个方式，不就能把小散乱差的运力市场聚合起来吗？”
2013年8月，杨邦照来到同城货运需求更大的武汉，拿出卖掉深圳房子的钱，第四次“从头再来”。他找到北京一家方案设计公司，第一期给了对方70万元。没想到，同年11月软件开发出来，却完全不能使用，连货车定位都不准。
2014年春节过后，快的和滴滴开始大打补贴战。这场“战役”让杨邦照意识到“必须找到人来投资”。两个月后，他开始疯狂地找投资人谈自己的项目。一位投资人静静地听完，对杨邦照说：“你的团队不行。”
秘笈三：搭建团队
无数个夜晚听《从头再来》，创业动力驱使他前进
杨邦照后来回忆，“无数个夜晚，我一个人听着刘欢的歌《从头再来》，泪流满面。直到今天我还能回想起那个场景。当你人生迷茫时，想想所做的事情有什么价值，就重拾动力了，之后都是这股力量在推着我向前走。”
机缘巧合中，2014年5月，杨邦照去上海参加了一场物流行业的聚会。在安排参观时，杨邦照所乘坐的中巴车，上来一位叫赵干的帅小伙。
一番交谈后，杨邦照顿时来了激情。原来，赵干所在的公司孵化出了“快的打车”。正巧，他当时想转行。于是，两人一拍即合，联手创业“快货运”。
几个月后，在赵干的牵线搭桥下，杨邦照又见到了“快的打车”创始人陈伟星，并说服陈伟星一起加入“快货运”。
“又一次从头再来。但这一次我想，能成事儿了。”有了这么强悍的团队，杨邦照对“快货运”的未来信心满满。
2014年8月，杨邦照、赵干等人合伙创立了杭州快驰科技公司，正式合作开发“快货运”。
秘笈四：实验验证“挨家挨户”接业务，手把手教司机用软件
在如今的创业大潮中，各种新创APP层出不穷，有的一炮走红，有的苦苦挣扎乃至“消亡”。杨邦照团队开发“快货运”，又是如何在市场严峻考验下挺了过来？
一开始，杨邦照和赵干决定以武汉为“实验室”，检验“快货运”APP的市场生命力。
赵干解释，“选择把试点城市放在武汉，是因为武汉九省通衢，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；其次，武汉的物流格局却相当复杂，因为两江将武汉隔成了三镇，如果快货运能将武汉攻下来，复制到其他城市就会变得简单。”
去年12月份，杨邦照团队在武汉七雄路租赁了一个30平方米的阁楼作为办公场地，开始搞起了试验。没有厕所、空调，屋内寒气逼人，房间中央摆着一张乳白色的简易办公桌，上面趴着一堆文件和办公包。寒冬，杨邦照和几个高管在桌子旁生了个火炉，顺便烤起地瓜。
赵干回忆，当时，公司的业务员到武汉的相关公司，“挨家挨户”将业务接过来，然后调度人员找车，手把手教司机用软件，又说明业务信息、去哪里提货，最后业务员去手工开单，证明“快货运”接了你的货，再跟专线公司结账。就用这样“原始”的笨办法，从几十单到上百单、上万单……武汉公司的业务量快速上升。
今年8月，在武汉地区，快货运平台车辆单月行驶约110万公里，单月发运货物约13.8万吨。“快货运”一跃成为当地交易额最大的城市配送服务商，运营仅100多天即超越老牌上市商超公司。通过用“快货运”APP，很多专线公司同城配送成本直接下降20%，货运司机的月收入则能提高2000—3000元。
如今，湖北省十堰等地部分物流企业已经与“快货运”合作布局，共同开拓当地物流服务市场。据说，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也积极扶持“快货运”对货运行业进行升级改造。
